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没有理由现在停用。”他帮我加了金菩萨，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他加重速悦的剂量，因为他说，若非必要，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速悦曾经有效果，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加加减减，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以此建构一个“真实”的我，也许那是以前的我，也许有些不同。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我都非常了解，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意外”而已。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他主张坚持到底，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

　　开始服用金菩萨那天晚上，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讲座。我爱维吉尼亚·伍尔芙，演说关于她的事并朗读她著作中的片段对我而言，就宛如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演说，然后自在地把它吃了。这场演说的地点在朋友家，听众都是亲朋好友，大约五十来人。因我的要求，它是公益性的。在平易近人的环境中，应该有趣而且轻松的，我对大家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也会感到很自在：在我情绪正常的时候，我很愿享受这种生活。也许有人预料这场讲座会刺激我，不过实情却是我已歇斯底里到这场演说对我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一旦烦躁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我到场之后，礼貌性地在酒会时间和其他人聊了聊，然后拿出我的笔记站了起来，我发现自己当时异常平静，就好像只是在晚餐的餐桌上随意发言似的，并且出神地看着我自己有条有理地根据记忆和笔记讲述伍尔芙。

　　演说完毕后，我和一群朋友前往事先安排好的餐厅用晚餐。当晚因为人很多，因此还是不得不努力集中精神以维持优雅良好的表现——亲切的环境本应该令人愉悦。然而我却感到怪异的僵硬，喘不过气来，好像身边的空气都凝结了，人们的说话声都好像是穿过空气的重重障碍才能传过来，那受到阻滞的声音使我很难听出他们在说什么。我必须用很大力气才能举起叉子。我点了鲑鱼，并意识到我诡异的状态又出现了。我有些懊恼，却完全不知所措。无论你认识多少也曾服用过百忧解的人，或者你知道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忧郁而感到松一口气，但那个时候还是倍感艰难。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整个晚餐，我都在喃喃自语，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真是抱歉，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但你了解，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也许我早已经讲过，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而且都试着安慰我。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或者我说：“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你的沙拉好吃吗？”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

　　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必须全神贯注，但你走神了一小会，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我那时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突然间逻辑消失了，我搞不清楚状况。有人谈到中国，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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