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七节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_大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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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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