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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