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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