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确实少了些独具慧眼的长策大略。在预谋政事上，王绾也似乎总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凡此等等，都是实情，但王绾依然相信，这不是陌生之感的源头。以秦王秉性，若仅仅是如此这般，他早早已经明说了。

　　灭楚之后，秦王将李斯擢升为廷尉，且显然将廷尉府变成了统筹新治的轴心，这教王绾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绩才具，王绾是认同的。就廷尉府的职责权力而言，秦王也没有逾越法度。然则，新朝图治这般重大而涉及全局的谋划，廷尉府难道比总揽国事的丞相府更合适么显然不是。此间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见心界也。

　　王绾与秦王之间，有着一道双方都明白的心界鸿沟。这道鸿沟，与其说是实际政见不合，毋宁说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差异，生发了王绾与秦王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两部经典的差异有多大，这道心界鸿沟便有多深。当年，王绾是奉吕不韦之命，到太子嬴政身边做太子府丞的。很长时间里，王绾都是吕不韦与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间的有效桥梁。秦王亲政后，吕氏春秋事件发作，王绾没有跟吕不韦走，而是选择了辅佐秦王。但是，王绾却不因人废言，对吕氏春秋所阐发的治世大道，王绾始终是信奉的。即或在秦王面前，王绾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此，秦王当然是清楚的。可是，秦王从来没有因为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王绾的倚重。否则，王绾何以能做十余年的丞相直至封赏功臣，直至秦王变成了皇帝，王绾的丞相之职也未见动摇迹象。

　　久历风霜的王绾看得明白，秦王对自己，一如当年对吕不韦：只要你不将治学信念化作不同政见，不将政见化作事端，永远都不会有事。也就是说，只要王绾目下安于现状，不将自己心头突突蹿跳的信念搬出来变为政见，天下首任丞相是无可动摇的。

　　难处在于，王绾摁不住这头在心头蹿跳的巨鹿。

　　灭楚之后，王绾有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天下到了歧路亡羊之时，必得有人出来说话目下，能够担当这个说话者职责的，大约只有自己了。博士们分量不足，奏对又往往陷于虚浮。元老大臣们失之浅陋，无以论证大道。即或是目下领事的一班重臣。其学问见识也没有一个人足以抗衡李斯，不足以发端大事。只有王绾，根基是老秦名士，少年入仕而历经四王，资格威望足以匹敌任何元老勋贵，论治学见识，王绾是吕不韦时期颇具名望的才士。最要紧的是，只有王绾清楚地明白新朝图治的实际要害何在，不至于不着边际地虚空论政，反倒引起群臣讥讽。王绾隐隐地觉得，这是上天的冥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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