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确实少了些独具慧眼的长策大略。在预谋政事上,王绾也似乎总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凡此等等,都是实情,但王绾依然相信,这不是陌生之感的源头。以秦王秉性,若仅仅是如此这般,他早早已经明说了。
灭楚之后,秦王将李斯擢升为廷尉,且显然将廷尉府变成了统筹新治的轴心,这教王绾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绩才具,王绾是认同的。就廷尉府的职责权力而言,秦王也没有逾越法度。然则,新朝图治这般重大而涉及全局的谋划,廷尉府难道比总揽国事的丞相府更合适么显然不是。此间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见心界也。
王绾与秦王之间,有着一道双方都明白的心界鸿沟。这道鸿沟,与其说是实际政见不合,毋宁说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差异,生发了王绾与秦王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两部经典的差异有多大,这道心界鸿沟便有多深。当年,王绾是奉吕不韦之命,到太子嬴政身边做太子府丞的。很长时间里,王绾都是吕不韦与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间的有效桥梁。秦王亲政后,吕氏春秋事件发作,王绾没有跟吕不韦走,而是选择了辅佐秦王。但是,王绾却不因人废言,对吕氏春秋所阐发的治世大道,王绾始终是信奉的。即或在秦王面前,王绾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此,秦王当然是清楚的。可是,秦王从来没有因为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王绾的倚重。否则,王绾何以能做十余年的丞相直至封赏功臣,直至秦王变成了皇帝,王绾的丞相之职也未见动摇迹象。
久历风霜的王绾看得明白,秦王对自己,一如当年对吕不韦:只要你不将治学信念化作不同政见,不将政见化作事端,永远都不会有事。也就是说,只要王绾目下安于现状,不将自己心头突突蹿跳的信念搬出来变为政见,天下首任丞相是无可动摇的。
难处在于,王绾摁不住这头在心头蹿跳的巨鹿。
灭楚之后,王绾有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天下到了歧路亡羊之时,必得有人出来说话目下,能够担当这个说话者职责的,大约只有自己了。博士们分量不足,奏对又往往陷于虚浮。元老大臣们失之浅陋,无以论证大道。即或是目下领事的一班重臣。其学问见识也没有一个人足以抗衡李斯,不足以发端大事。只有王绾,根基是老秦名士,少年入仕而历经四王,资格威望足以匹敌任何元老勋贵,论治学见识,王绾是吕不韦时期颇具名望的才士。最要紧的是,只有王绾清楚地明白新朝图治的实际要害何在,不至于不着边际地虚空论政,反倒引起群臣讥讽。王绾隐隐地觉得,这是上天的冥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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