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无度，长此以往，必有大患。”

　　商鞅点头，“你将药方留下，回去召太医们议诊一番再说吧。”

　　“是。”太医匆匆走了。

　　商鞅踱步思索着，方才进宫时还明朗愉快的心情，此刻突然有些惆怅。

　　庆典之后，他也是觉得宽慰了许多。变法、迁都、收复河西，这三件大事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一个臣子成为秦国大功臣。他竟然在二十年中同时完成了三件大事，亲手将一个贫弱愚昧的西部诸侯变成了一个富裕强大的一流战国，封君领地，权兼将相，达到了人臣功业的极致。人生若此，夫复何求他油然想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大功之后如何走完后半生孔夫子将人生划分了五重境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自己已经四十有二了，功成名就，声威赫赫，可是做到“不惑”了么历来的功业名臣，面前都有共同的困惑，是继续走完权臣功业的道路还是急流勇退全身自保前者是一条充满荆棘危机四伏的道路，它的艰难与危险，甚至远远胜过建功立业时期。功高自危，这是无数功臣的鲜血铸下的古老法则。远有文仲、范蠡，近有田忌、孙膑，都活生生的证明了这条古老的法则。同是大功臣，文仲不听范蠡劝告，坚持在国辅政而被杀害；范蠡断然辞官，隐退江湖而逍遥终生；田忌不听孙膑劝告而受到陷害，被迫逃离齐国；孙膑却隐退山林撰写兵书，明智的避免了最危险的功臣末路。商鞅对这些兴亡荣辱的典故再熟悉不过，他在班师咸阳的归路上，就已经开始想这件事了。

　　商鞅选择了功成身退。

　　他要办的事太多了，首先是对白雪的愧疚折磨得他良心无法安宁，他要用后半生的激情去安抚补偿那颗流血的心。其次，他要静心总结自己的变法心得，撰写一部超过李悝法经的法家经典。再者，还要回到故国寻找父母的墓地，为他们建一座可以安享祭祀的陵园，以尽自己从来没有尽过的孝道。更重要的是，他还想收三五个学生，将他们教成出类拔萃的法家名士，让自己的法家思想更为发扬光大。他还想与白雪、莹玉并带上弟子们重新游历天下，象孔子孟子一样在列国奔走一番所有这些事，都有待他辞官之后才能去做。

　　对于国事，他是放心的。他要辞官，绝非因为秦孝公是越王勾践那种“唯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的国君，更不是齐威王那种表面英烈实则耳根很软的国君。秦孝公的胆略、智慧、意志、品格，堪称千古罕见，否则也不会与他这样凌厉冰冷的权臣肝胆相照，更谈不上他的建功立业。他从来傲视天下，惟独对秦孝公是真正的折服。二十年来，他始终有一个鲜明的感觉，秦孝公是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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