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到了大明后，文人喜好诗词不假，也不乏名作，可终究是少了唐宋时的辉煌，而朝中对唐诗宋词多有分歧，而这其中又以宋词最为严重，喜好的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

　　浙派词致力纠正宋词流迂缓yin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

　　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可毕竟是少了些力度，杨峥所授的《人间词话》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

　　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

　　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这种见解对于乐于改变眼下这种诗词风气有志之士来，无疑是难得志同道合之物了，再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同时第一次别开生面的提出了“造境”这种别开生面命题，什么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让人惊讶之余，细细体会一番，也不得不佩服人家的是那么回事，从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

　　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这种别具一格的法，让时下的文人墨客感到惊奇的同时，也由衷的佩服，因此不少人对杨峥的这种“造境“极为欣赏，欣赏之余，不免也想来个造境，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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