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商税，并颁布《商税则例》张榜于商税务、场门前，令来往客商依法纳税。征税环节，分过税和住税。凡行商行销货物，每千钱课税二十，叫过税；凡城市商人（坐商）销售货物，每千钱课税三十。元初，商税无定制，太宗时，始定诸路课税。我朝虽重农抑商，但与商业上，也收取商税，设税课司、局管理，全国有三百六十余处，只不过宋代、元代备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朝不受待见而已，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该知晓一二？“

　　杨峥暗暗点零头，表示略知一二，从朱元璋登基，对于商业多有压制，但也有保护，如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这种商业税收在洪武一朝，几乎无人敢什么，所以这个规矩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等朱棣登基后，这位老兄野心太大，做的事情也多，单靠农业上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编修《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五出蒙古，六下大西洋，所以从永乐开始朝廷开始加重了税收，但对民间的税收却是进一步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即便如此，征收的税收并不高，大部分采取了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足见商业税的不完善，这一方面是朝廷对商业税的不重视，另一面也不是没有官员的诸多阻挠的缘故。

　　从永乐后期，勋贵早已不是tai祖与成祖两朝的军功赫赫，他们在日常朝堂上的权力也逐渐衰落，勋贵不再参与朝政，随着烽火的平息，除了两京以外，勋贵也不再出现在武将行列上，这导致武将多来自于中层武将世家或下级社会阶层。而随着盛世来临，开启了文臣掌权时代，文官逐渐把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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