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儿问得巧妙，出乎王振的意料之外，微微楞了一下，此时听得太子道：“对，对，钰弟所言，也是孤要问先生的？君王固然可以运用法术势来遏制百官为自己所用，可百姓也可这般么？你为何秦二世而亡呢？”

　　王振显然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研究，单法家法术势而言，法与势还是以术为根本，只因术帝王治国的手段和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员的手段以及如何维护君主的权力，即所谓刑名之术、察奸之术等。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括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拥有了“势“的统治者，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法“与“术“最大的区别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订立的办法、规章之类的强制性制度，应明文公布；“术“则是统治者控制其臣下的技巧，应当潜藏胸中，择机使用，不轻易示人。是玄之又玄的东西，所以韩非认为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因为“君臣之利异“，“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君王如果不懂得“操术“，就极可能导致“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韩非之所以强调“术“，是希望使统治者以真正的“王者“姿态从具体的统治事务中独立出来，而不是身陷于琐碎事务中不能自拔。“术“是随时可以运用到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灵丹妙药。虽然韩非强调功利实效，但另一面他也颇受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因此并不主张统治者处处过问、事必亲躬。他认为，“圣人、明主治吏不治民“，因为“知不足以遍知物“，“君不足以遍知臣“。明主治国，应当有一种君临下的大德，此即静因无道，无为而无不为。明主应当懂得自己应当无为，而百官群臣则应当懂得代他无不为，此即君无为而臣任劳。韩非尤其强调君主应保持“虚静之心“的基本修养，切不可轻易在属下面前表现出私饶好恶喜怒以及显露自己的才能。这种法术用于驾驭官员毫无疑问是最佳的法宝，大秦帝国能一同六国，法术势功不可没，但要驾驭百姓，法术势就未必管用了，究其原因，在于术是观察人际关系，及察言观色，控制操作上下级关系的手法，手腕君王想要一心为民为国，实行救国改革，无论成败，都应该配得上大法两个字！若是只用术，那必然是害国殃民之为，为千古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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