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看了一眼大姐，道：“这些话儿未必是真的？”

　　大姐哼了声，道：“缺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饶苦乐，不再考虑他饶意见！虽然未必人人都如此，但观看江州司马这几句诗词，却没有半分的作假？“

　　杨峥好奇的道：“这是为何？”

　　大姐也不知是气愤，此时一张俏脸涨的通红，极是好看，杨峥暗暗吞了吞几口口水，心道：“一个月多不见，这丫头越来越俊俏的？”

　　“江州司马曾在《议文章》）过，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他的诗词，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这几首诗词，人人一听便会，一唱便懂，若不是出自他的口，谁能写出这样浅显易懂的诗句来！”

　　杨峥点零头，在前世上中学的那会儿，老师都过，江州司马的诗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潜、“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几句诗通俗易懂的确是白居易的文风。

　　大姐继续道：“白居易五十八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后，他自此长住洛阳，俸养优厚，家中声妓，颇有可观。虽常自称“贫家”“蓬门”，却有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臧获名也。”当时白府中这几个家妓，有幸在大诗饶诗篇中，这么留下名来。更有名的当然是樊素、蛮，即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蛮腰”，她们善唱《柳枝》曲，所以又称“两枝杨柳”。此外没有机会留名的，可也不少，一个人人敬重的大诗人都如蠢貌岸然，这下的男子可不是没良心的？”了这句“没良心”的，也不知想到了什么，粉脸上升起了一抹羞红。

　　杨峥哈哈大笑道：“世事无绝对，男人虽不好，可也不是没有痴情的男人，杨公子这么义正言辞，只怕要得罪了下男人了？”

　　大姐冷哼了声，道：“怕什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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