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朝廷对江南的大力扶持，杭州的商品市场扩大。棉‘花’、生丝、蔗糖、绸盯纸张、铁器、瓷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大部分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有的行销到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销日本、南洋、南美洲等地。由于农业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很多地区对粮食的需要和依赖也日益增加。如苏州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北京“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而“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粮食更多地成为流通的商品，有力地排斥了自然经济，逐渐突破封建地方‘性’所造成的封闭状态。

　　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比过去更加活跃。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中聚集着大批商人，其中徽商、西商和“苏杭大贾”又分成各种商帮。这些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木材和典当等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的，间或也有一部分商人投资于手工业。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以前所罕见的。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长江和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汉口、芜湖、临清，东南沿海的福州、漳州、广州等以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城镇，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心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杭州的唐栖镇和松江的枫泾镇和朱家角镇等。这些镇市都以丝织业或棉织业着称，其人口构成，不仅有土着居民，更多的是外来商贾、手工艺者和被人雇佣的手工业工人。此外，以铸铁业和丝织业着称的佛山镇和以商业着称的汉口镇也发展起来，以制瓷业着称的景德镇，在宋元的基础上更加繁荣。今日莫名而来的多是杭州的大户、商贾，这些人都是江南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之理，因而也不再掩饰追求实利的心态，改为经营生意，甚至甘当店铺从业者，‘操’持簿册账目、执任会计掌事，以解决生计。各地还有一部分士人经商，是为了贴补课业，“诸生中，亦有籍父兄子弟营生，以资课业者”他们既是读书人，经营书铺、字画铺、香铺、‘花’铺、古董铺等。经营这类物品，对他们来确是其擅长，而且也被时人认为是最雅的生意，没用几年个个成了本地数一数二的富商，这些人无疑是今晚红袖招招待的重要对象，大半的银子来自他们的口袋。而这些裙也没让杨一峰失望，每次来红袖招，只要姑娘好，出手的银子那叫一个挥金如土、出手豪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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