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医,都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声望,这一点,李叔叔在收到了我呈递的调查报告之后才有所惊觉。
况且,虽然医生的地位低,但是亦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们挤上了这条道路,原本都是希望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奈何大部份的学子都会因为挤不进这根独木桥而屡屡受挫,其中亦有一部份人就转而学医,这绝对不是一个个别现像,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像现在的太医署里边正在对以国家名义修订的《新神农本草经》绞尽脑汁的医者中,除了一部份是僧道之外,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就是早年习儒,而后业医的读书人。
而且,我也多次地与李叔叔进行了研讨,那就是天下的读书人这么多,能当官者十不过一二,余者呢?他们干嘛?难道让他们辛苦学习到的知识都白费掉吗?又或者是让他们变成整日里只知道出入烟花之地,自怨自哀的蛀虫吗?
那样一来,根本就是浪费人材,凭着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完全可以为我大唐的各行各业献计献策,又或者是转而学习医术,减少我大唐百姓的疾病死率,同样也能减少社会上的闲杂人员。
李叔叔对我的要求并没有立即同意,他只是让我多用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为医者造势,待时机成熟之时再说,李叔叔的判断确实很有远见,这个年代,做事绝对不能太过强势,至少要顺应民心,而且要懂得引导。所以我听他的,况且,医生治病救人之术是为了让人远离疾病,收获健康,读书人从来都不反感这对这一职业的宣传。而《大唐时代周刊》副部编辑骆宾王甚至笑言,若是当时没有进我的编辑部,怕是很有可能会去当一位济世救民的医者也说不定。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寻找到了些关于医者济世求民的事迹和文章来进行刊登,而且,特别是对于张仲景,这位后世被尊为医圣的名医,我更是强大了对他的宣传力度,最主要一点,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名读书人,更是一位官员,而且还是一位相当有名望的医者,他的事迹一直在社会上流传着,并且,他曾经举过孝廉,甚至做过长沙太守,他这样一人兼三种身份的医者,在学术界能得到认同,在官府也同样得到认同,而在医界的诸位医者心目中,更是一个榜样,同样在民间,他有着极好的口碑在流传着。关于他的事迹更是大众都耳熟能详。所以,他成为了我打破某些规则和看法的一块撞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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